我深深地记得，我的朋友张培鸿律师说，如果给我们美国人一样的司法制度，我能做得和他们（最优秀的刑辩律师）一样好。这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前说的，现在，我认为，他未必那么肯定了。（毫无疑问，以当下的标准，他是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）。
我如此感概，是因为读了徐友渔先生的文字《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进》，他徘徊于学术专业和社会责任之间，对于为什么专心不走学术路，他认为，时代使然，他不得不分心于社会转型。在文中，他认为，目前就算国内最顶尖的学者，到了牛津、剑桥，也不过尔尔，我们只有一二个，他们有一群。我深有同感。想起培鸿的这句话，是因为，我知道，就是目前给我们的司法制度一个大改革，我们依然无法达到国外顶尖律师的高度。因为，知识和经验都需要积累的。
很多人认为，我这是妄自菲薄，我从来不认为白种人高人一等，只是，从自己的经验看，我们在这一二年，才在少数的案件中，遇到了警察出庭、侦查的检察官出庭、专家证人出庭，证人出庭，大量的案子，仍留在对书面证据的质证中，面对不会回答的证言，鉴定，你律师的能力，检察官的能力、法官的能力，能提高多少？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，是一样的，有多么优秀的法官，就有多么优秀的律师，同理，律师的水准不高、法官、检察官也高不到哪里去。
我经常惊讶于国外所谓的一个律师，滔滔不绝地开庭讲几天，在我国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就算给我时间，我也没那么多话可以说。记得我的一个朋友，某法学院的院长，经常说，国内的学者，让他来讲学，最多三天，一般就一天，就被榨干了。意思就是，没东西了，能讲的就是这些。
我只能猜测，国外律师能讲几天，1是因为所有的证人、专家出庭，关键证人一问就是几天，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，可以总结。2，律师的话题，或许可以适当超出法律之外。3，他们积累的大量的经验。4，或许最关键的是，他们针对的说服对象是陪审员，而不是专业法官，后者会厌倦长篇大论，我看美国最高法院的辩论时间也不长，而且，法官频频打断律师的发言，当然，美国最高法院的，只是法律审，能做冗长辩论的，往往是和事实有关。
我看到某位刑辩律师，他的专访标题是，为中国刑辩律师立标杆。就我所知，他几乎很少取证，因为怕被追究律师伪证。这样的标杆，其技术意义，就是良好的口才，法条娴熟。但律师技术真正的标杆是什么呢？恐怕还是取证，取证、取证。因为真正的法庭之王是证据。我也读过另外一个体制内的刑辩大律师出的书，印象中，最大的经验是，对各种口供证言的做表格，以发现漏洞。这样的标杆，也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。在控方的证据中找漏洞，仍然是在控方的局里，只有跳出这个局，才有新天地，不过，谈何容易？就算取到证据，法院依然可以不采纳，如同昨天看到宁波法院一法官写的，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更何况，还有更有权势的纪委。这种刑事下，更多的刑辩律师，只是走形式，私下去搞关系。甚至害怕当事人不认罪，因为不认罪带来的合法报复，后果很严重。
我们的刑事立法，基本上是控方及其盟友的影响下制定的，最终目的是方便社会控制，适当兼顾人权。否则，难以解释，这么高的羁押率。（而在法治国家，取保是家常便饭。以老浦被指控的言论涉嫌犯罪的案子，显然是应该可以取保的）。不但如此，刑法、刑诉法制定之后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都可以制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司法解释。（抱歉，其实公安部制定的，名义上不是司法解释，实际效力是一样的）。所以，当我们要控方的审讯录像时，他们可以不给，没有任何责任，因为法条没有写死，哪怕写死了，司法解释没有写死。我们要纪委的录像时，他们更是直接告诉你，纪委在刑事诉讼之外，实际上就是说，纪委是法外之地。这一波的反腐运动下的冤案和冤魂，恐怕多年之后，才会平反，和以前反右、反革命一样，都是人民群众所痛恨的，但是，你走进一个个的受害者，他们脱去右派、反革命、贪官的标签，都是公民。至于追责，我想，只有上帝知道。
我们之前的刑辩律师，在纸面审判和流水线审判下，也开创了很多精细对付笔录的方法，但在询问证人、专家、警察等方面的经验，乏善可陈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是制度和时代的问题。我们这一过渡性的律师们，依然乏善可陈，念斌案，算是一个难得的警察、鉴定人、证人、专家都出庭的案子，其中的经验教训，不管是律师、检察官，都可以学习，但其中的庭审录像，法院不会给社会公开，也未必会向律师学院公开，或许是照顾警方的面子？我们在其中做的很多需要提高。
在复旦投毒案中，唯一出庭的，就是专家（包括鉴定人）。坦白说，我们的表现，也亟需提高。在广东高院的贪腐案子中，反贪局侦查人员也出庭作证，其中一位侦查人员自嘲，是广东省第一个检察官出庭的，为广东的司法做了贡献。律师面对这些侦查高手的询问时，发现，确实也是很难对付的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手，尽管，出庭证言，有心人最终总能听出些东西。但，例外毕竟是例外。可以说，不改革整个体系，目前的司法改革，最后必定会形改神不改。我们律师所辩护的，依然可能是向虚空说话。
律师是一门手艺活，师徒、同事之间的经验借鉴传承很重要，很多工作方式是需要一代代积累的，古人说，鸳鸯绣取从君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。现在的大部分律师依然不敢取证，在上海律师学院教学的大律师，都教年青律师不要取证。我以前不做刑事，似乎也讲过这样的话，这几年做了刑事，我想对年青人说，一定要取证，没那么恐怖，（当然也一定要保护自己）。不过，我以前可以被邀请讲课，如今有点经验教训了，算不上金针，却也不能度与人了。
这一代律师的技术，技术依然乏善可陈，但这一代律师中的少数人，其勇气是闪闪发光的，这也是极其珍贵的瑰宝。如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唐吉田、江天勇等，他们的勇气，以自己的被打断的肋骨，来映现这一代律师的风骨，这比能滔滔不绝讲三天的艾伦肖和德肖维茨，还要珍贵。正在行进的伍雷、青石律师等，也是我所敬佩的。虽然美国民权运动期间，很多去南方的律师也面临人身危险，可以说，真正优秀的律师，是需要兼具勇气和技术的。国内某些大律师，配合官方法庭做形式审判，其技术最高，口才最棒，也仍会和泡沫一样，会破灭，他们会和目前的司法制度，一起老去。在中国法治的历史上，毫无建树，甚至作为负面典型。但，唐律师等的勇气，如同玫瑰馨香，传之新人，留存永久。我理解，他们的勇气背后，是一种深深的家国之爱。
我已经看见，许多的年青律师，已经冲锋在第一线，他们的勇气，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也希望，他们能在技术上，有更多的研究和学习，不要因为自己具有勇气而骄傲，进入一个既需要勇气，有需要技术的时代，不仅需要一颗勇敢的心，也需要一颗谦卑的心。圣经上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从历史规律上来说，我们这一代必然是过渡性的一代，我相信，在后面一代，能面对一个能展现律师技术的时代，能展现检察官勇气的时代，能展现法官智慧的时代。不管在那个时代，法律人的谦卑，对良知的尊崇和对造物主的敬畏，都必须有。如此，我的朋友张培鸿的话会可能会实现，技术上，我们不逊于任何一个国外顶尖律师。这些现象的背后，其实意味着人权现象的改善，而非律师争一己之短长。
推动这个时代的司法制度改变的，目前，最需要的，仍是勇气，而非技术。因为，技术，已经被法律和司法制度，限制在狭窄的胡同里，你功夫最好，法庭控制住，任你证据扎实，舌灿莲花，你又能如何？所以，目前最珍贵的，依然是如唐律师的勇气，大爱带来的大无畏。
当然，这样时代的改变，不是完全等来的，是需要自己的争取，当然，也需要时势，这点我同意曾文正的观点，这样的事情，三分人力，七分天命。天意难测，但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些人，迟早也要为这三分人力，燃我微躯，以此寸光，照此故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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